然而，政府法治论强调法律之下的管理和规制，强调现代治理中管理和服务并重，强调权力的责任本质，从而超越了传统的管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说，家庭是罗马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2）罗马的行省的居民。

关于奴隶身份的结束，如前所述，来自于奴隶的解放。这个有序系统是通过对社会个体成员赋予义务、限制其行为自由而实现的，而权利是允许人们有行为选择的自由。根据此项制度，因被俘而在敌国成为奴隶的前罗马市民，一旦返回祖国，在跨越国境的那一刻，其自由人身份和市民身份立刻恢复。因出生而取得罗马市民身份的情形有三种：第一种情形是两个罗马市民缔结合法的婚姻，在婚姻关系中所生的子女。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

在所有的外邦人身份中，降服人的身份被认为是法律地位最为低下的人。罗马城邦在很长的时期内压制着较小的群体，成为一个相当有利的政治中心。当然，强调司法的沟通性，必须遵循司法的特点和规律，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这些沟通规范规定着参与沟通的各方的行为预期，是达成理解和共识的界限约束。

从刘涌案到邓玉娇案再到许霆案所体现出的所谓司法理性和据说的盲动民意之间的巨大张力充分凸显出现实的吊诡。三是妥善处理凝固的法律与动态的民意的关系。司法的开放性为沟通性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沟通则是开放性的基本实现方式。在当代哲学流派中，哈贝马斯就倡导了沟通行动理论，提出了以商谈理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理论体系，并且提出了共识真理论，即所谓的真理已不再是真理符合论（内容与实在事物相符）意义上的真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识意义上的真理，也即交互主体性的真理。

我国的法律适用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封闭性的和自足性的，而应当是海纳百川式的，必须时刻对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敞开胸怀。通过沟通，可以实现司法与民意的相互融合，进而使司法裁判具有更深层次的合法性（正当性）。

[20] 我们强调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就是强调效果取向的重要性。裁判本身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每个法律人都了解这种‘边界案件的存在：它们是一些在法伦理意义上无计可施的情形，对于这些情形，作出任何决定都是一种法理论上的冒险。[8] 法律具有开放性，说明除逻辑演绎之外，法律的眼睛又是向外的，即吸收各种外在的主客观因素，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将其融入法律之内，成为付诸实施的法律规范的一部分。

[12]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恰恰强调了法律适用中的民意基础。如国外学者所言，法律和法官的任务是有效地解决问题，即对于各种法律问题作出公正的，同时又能维护各种利益且彼此兼容的解决。另一方面，在纯粹演绎的法律结果与政治效果或者社会效果不一致时，后者应当优先选择。如学者所说，过于强调法律的自治性，必然导致法律的精英化与系统封闭性，从而割裂与丰富的生活世界之间的联系，使法律的合法性受到挑战。

即便在裁判中有时公平正义标准被曲解或者误解，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上的监督制约程序加以矫正。为了与相关法律系统的法律语言和法律规则系统相适应，这些素材被转化和吸收。

在各种方法踌躇难决时，最终决定裁判方法的往往是裁判的效果，即裁判效果往往是选择裁判方法的最终评判者。[29] 实际上，公平正义给人一种抽象的印象，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鲜活具体的，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

[5]法律的自治性代表着秩序，即社会需要用秩序来维系和以秩序为表征，需要自治性的法律和可计算的规则确保社会生活的可预期性，但秩序必须以正义为根基，法律必须创造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过于强调法律的可计算性会导致法律的保守和僵化，既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又会造成法律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司法对于民意必须有一个认知、筛选、过滤和转化的过程，有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和由外而内的认识和吸收过程。一项不合民意的裁判，一个可能导致群众哗然的裁判，一个人民群众普遍不能接受的裁判，很可能是不适当的裁判，是一个法律效果同样不好的裁判，也是不符合法律的实质性要求的裁判。尤其是，法律或者法律的严苛适用有其局限性，可能导致结果上的不公正，因而法律需要以公正来补救。[24]首先以法律为起点得出裁判结论，至少构成初步的判断，如果这种判断在效果上并无明显不妥，也就到此为止了。四是妥善处理法律中的一般正义与个案中的个别正义的关系。

一方面，司法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其他力量的干预，而另一方面，如果审判实践完全脱离群众，自说自话，那这样的司法必将是专断的、蛮横的，是无法体现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更别谈什么顺应法律及社会效果的统一了。法律和司法的开放性，使司法能够以动态的方式为吸纳民意敞开大门，畅通渠道。

[28] 有人担心以公平正义作为裁判的最终标准，可能会缺乏操作性或者具有任意性，会事与愿违。民意必须通过司法的途径成为其组成部分，才能在司法中发挥作用。

如齐佩利乌斯所说：在法律为法官参与正义问题的决定留下余地，并且法律的价值决定以及其他材料都不能为（确定）有公认力的正义观念提供可靠依据的情况下，决定的作出只能以法官个人的法感受为基础，尽管它（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王胜俊院长指出：人民群众不仅仅是关心自身的权益是否实现，而且对人民法院保障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关切更加强烈，对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切更加强烈，对人民法院保护公民权利和尊严的关切更加强烈，对人民法院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关切更加强烈。

对于形成裁判规则的具体因素，法官和学者们又进行了诸多探讨。例如，对于争议较大的法律问题或者广受关注的案件，我们往往征求立法和行政部门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听取社会的反响和呼声，在此基础上进行判断，得出是与非的结论。实质上的自治仅仅依赖这一事实，即法律系统选择并‘转换这些外部素材。当事人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其所追求的是所涉案件中的具体利益，法官固然要重视当事人的诉求，将当事人的诉求作为畅通民意的一种重要途径，善于从当事人诉求中认识和发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不能把当事人的诉求简单地当成人民群众的意愿。

法院据以执行的法律已经体现了人民意志，或者体现了以国家意志为表现形式的人民意志。而且，我们作为目标追求的案结事了，也具有沟通的意蕴，或者说可以从案结事了的角度理解沟通，把沟通作为达致案结事了的途径，因为案结事了本身意味着达成共识和理解。

当然，司法对于民意的尊重不能是盲目的和随意的，必须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必须坚持司法的特点和遵循司法规律。出处:《法律适用》2010年第12期 进入专题： 司法 审判 民意 。

这使得能动司法具有更大的社会需求和法律空间，也使得能动司法具有更为广泛的和一般性的法治意义。法院在履行基本审判职责中同样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如通过妥善行使裁量权、积极填补法律漏洞和空白等，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容，积极主动地参与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使法律能够恰如其分地调节好社会关系，并不断地使法律保持生机和活力。

法律固然凝固了民意，尤其是立法当时的民意，但并未完成或者终结反映和体现民意的过程，司法审判仍要承担继续反映和体现民意的职责，需要在审判过程中不断地把民意吸收进来，以此丰富和发展法律的内容，使法律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的确，对于某些正义问题，个人的法感受甚至无法给出确定的回答。如果一个判决中宣布的法律，符合业已确定的习惯或者朴素却不存疑义的道德律令，那么它很少会失败，确定性会得到促进，而非受到阻碍，尽管法律工作者们可能发现，法律领域的对称性产生了瑕疵，他们心中如此珍爱的完美法律带上了裂痕。法律发现的过程并非可以完全通过客观标准事先加以把握的一个纯粹的认识过程。

准确判断民意需要法官的知识、经验、价值取向、洞察力等。在西方国家，也确实将法院不归人民选机关和民意机关。

无论如何，民意是能动司法的重要风向标和指挥棒，能动司法又是洞悉和满足民意要求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这确实是法律自治性的直接体现，是法律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如果结合其他因素判断该裁判结论在效果上存在问题，如明显的不公平，就需要根据效果否决该结论，而寻求更为适当的结论。经得起检验的、能够被认可的裁判，才是妥当的裁判。